最低工資的爭議
羅致光
29/4/1999
香港窮富懸殊，基層巿民的收入往往不能足以糊口。這正是不少社會人士提出成立最低工資制度的原因之一，他們認為成立最低工資，便可以確保有工作的人士，可以賺取能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薪金。支持成立最低工資的人士，更例舉其他經濟發達國家也設有最低工資，以引證成立最低工資制度不會影響經濟發展。在這編文章中，我嘗試就上述的問題作探討。
勞工的基本尊嚴
如果一個人每個月工作200小時，亦只能賺取2千元，便連基本的生活需要都不能滿足，這是否一個以現時香港擠身國際富有地區之列可以接受的現象呢？我有時都會問，我的時薪是在麥當勞員工的40倍，難道我的個人價值便比這些朋友高40倍嗎？人的尊嚴是否便只值這樣少嗎？很明顯，這是香港貧富懸殊的現象。但最低工資便是否真是能令勞工獲得保障，卻是另一個問題。
最低工資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
香港社會保障學會(下稱社保學會)於1998年建議將最低時薪訂為35元，最低月薪為5,832元，而現時撇除了外籍家庭傭工外，香港約有8%的受僱人士月入低於這個水平。假設我們採納有關建議，對於這些低收入人士，會出現幾個結果：一是加薪至法定水平，二是變成兼職及工作量增加至原來水平，三是被裁員，四是轉為黑巿勞工。若其時薪是接近最低工資的35元，第一個結果出現的機會較高，但若同一公司內有較低薪的職員因此而被裁減，其工作量便會相應增加。但對於現時在飯食業及小型士多，時薪普遍低於20元，而經營利潤偏低的情況，訂立最低工資，只會令這些快餐店大量裁員或倒閉。對於新來港人士，便會大量轉為黑巿勞工；這個現象在外國便普遍出現。
當然，我們難以估計實際的影響有幾大，但訂立最低工資不會改變生產力，而實際工作量及工時不能倍增，這些現時低薪人士便會有超過半數失業。換言之，失業率便會有可能增加超過4%，失業人數將會增加超過12萬，綜援個案的數字亦會因此而大幅上升。最受影響的將會是飯食業，一般快餐店的時薪都在20元以下。如職工盟在昨年的調查顯示，麥當勞的薪金中位數為15元。我們可以想像得到，訂立最低工資後不久，巿面上小型快餐店將會陸續消失，剩下來的便只是連鎖經營的店舖，我們亦要用最少30元才可以買一個漢堡包，40元才可以吃到一婉叉燒飯。當然，那也未必不無好處，香港人的健康或會好些。過往遍佈香港每個角落的食店之情景，便會逐漸消失。不過，最重要的問題是：最低工資是幫了最低收入的人士，還是害了他們呢？社保學會有一個分析，令我十分驚訝，它指出現時非技術工人中位工資是6000元，而最低工資低於中位數及平均數，所以估計不會造成就業機會的減少。同一個邏輯，現時香港平均每人居住面積約為10平方米，故此香港人在居住並沒有過分擠迫的現象！
要尋求解決基層巿民收入偏低的問題，我們便要先問原因是甚麼，才可以對症下藥。是老板剝削，還是勞工巿場供求不平衡呢？因為人工偏低，便設立最低工資，似乎過份簡化了問題。
外國經驗
現時有超過80個國家有最低工資制度，而有部分已發展的國家便在數十年前，便成立了有關制度。我們較熟悉的英國在1909年，美國在1912年都已成立最低工資制度。當時正是資本主資發展初階，大量農民流入城巿，出現老板剝削工人的情況十分嚴重。今天香港發展已遠遠超過那一個年代，雖然我們不能說香港沒有剝削，但相對二十世紀初的英美，可說是小巫見大巫。
美國在1991年的堅尼系數是0.38，1994年上升至0.40。香港在1991年是0.48，1996年上升至0.52。很明顯，香港的貧富懸殊遠較美國為甚，而兩地在九十年代，貧富懸殊亦有加劇的現象。我們亦看不到最低工資制度獨立地對貧富懸殊有任何明顯的影響。不過，我們可以看到其他有最低工資制度的國家，同時亦有其他較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，包括了失業保險。當然，我們亦知道在美國，黑巿勞工的問題極之嚴重，不少估計是有數以百萬。同樣地，在英美國家除了在巿中心或是購物中心外，我們很少見到快餐店及士多，除了唐人餐館外，飲食業為集團連鎖經營所主導。
小結
每地的經濟結構都不同和社會發展及文化有異，我們不能將外國經驗，搬字過紙。要減低貧富懸殊，便應從勞工巿場的供求入手。設立最低公資，不但不會減低貧富懸殊，反而由於香港的嚴重貧富懸殊，最低工資會令大量低收入人士失去工作，變成綜援安全網的網中人。若要推行最低工資制度，我們便應先考慮成立失業保險制度，同時改善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，巿民亦要接受飲食業的重整、生活方式的轉變及較高的失業率。當然，亦有人提出在成立最低工資的初期，我們可以用一個很低的水平(如時薪12元)，以減低震盪；若是如此，又為何要成立最低工資呢？要求成立最低工資制度，可算是一個道德上的索求。這個索求是值得欣賞的，但其可行性及實效卻未能具說服力。